高考1977:考卷用纸调用自印刷《毛选》第五卷的纸张

  1978年12月11日,大考的日子终于来临。中断了11年之久的这场高考,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:唯一的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,学生第二年春天才入学;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由各省自主命题的国家级考试;为了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,调用印刷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纸张;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,570万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考;最后录取了27.297万人,录取比例为29∶1,也是迄今为止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。

  如果没有1977年那场冬天里的高考,现任云南省公安厅信访处主任的师军、省社科院副院长的杨福泉也许都是普通的工人,现任省社科院行政处处长的郑海则干脆说,想不出自己会做什么……他们是那年高考570万名考生中的幸运儿,关闭了11年之久的大学校门在那年重启,以最公平公正的考试来选拔人才。“转折”、“拐点”和“幸运”是这些77级学生在谈及那场高考时,用得最多的三个词。32年后,再回过身去看那场特殊的高考,用再多的褒奖都不为过。

  不仅如此,它也是祖国改变命运的转折点。高等教育质量得以提升,中国的人才培养也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。恢复高考,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,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,成为一个国家复兴和走向繁盛的拐点。

  1966年6月,“文革”爆发,全国高校从那年起停止招生。彼时,师军刚刚7岁,当然,那时的她还想不到,高校停止招生对她意味着什么。母亲出生于过去的贵族家庭,后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学院学习,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。在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上,母亲一直坚持,女儿家只有读书才有出路,不像男孩,靠做苦力也能谋生。

  时间过得很快,一转眼,16岁的师军高中毕业了。响应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,1975年1月2日,一辆大卡车载着包括师军在内的8个学生,轰隆隆地向着呈贡县白云大队驶去。刚到村口,一大群农民茫然地看着他们,村口的茅草屋顶上,烂茅草上又长出青草,在寒风中摇曳,越发一片破旧。

  次日早晨,师军戴上口罩,准备去小卖部买个香皂盒。刚走出几步,就听见几位农民打趣地说,“看,那个城里学生戴个‘舀粪兜’,哈哈哈……”冬天戴口罩在城里是理所当然的事,在乡下,却成了村民们的笑料。精神上受折磨,身体上也没少吃苦头。第一天砍柴,师军磨破了手掌,只砍了5根树枝;更要命的是,她的皮肤对紫外线过敏,出工一晒,身上全是红疙瘩。一天下来,挣6个工分,合3毛1分2厘钱。

  “格格不入”是师军形容她在农村的那段日子。不过,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,她从未放弃对读书的渴望。在下乡的行李中,她带着整整一箱书,那些书就陪着她的闲暇时间,一个人看书时,耳边不停地萦绕着母亲的教诲,“女儿家只有读书才有出路”。一箱书看完,母亲会从家里给她带来新书。看的书越来越多,但这些知识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帮助,她不得而知。让女儿上大学一直是母亲的梦想,可在当时的情况下,这几乎是个妄想。彼时,上大学的唯一途径是靠推荐,但这样的机会对她来说,微乎其微,因为自己既没关系,也不会去拉关系。

  对未来同样茫然的还有离师军几公里之外的郑海,他也是从昆明下来的知青。按当时的政策,知青下乡两年后就可以被各个工厂计划性指令招走,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分子;要是招不走,那么只有一条路,成为一辈子的农民。“我1974年当知青,到76年已经满两年了。看到齿轮厂、链条厂来招人,我没报名,我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做工人,我父母亲算是小知识分子,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书。但是,不当工人也不知道能干什么,还是有些迷茫。”郑海回忆,两年后,同来的知青渐渐地开始离开,当兵或当工人,而自己却还见不到任何未来。当时,自己理想的职业就是成为作家或记者,这个梦想要想成为现实,显然,需要文凭。如果想获得推荐的机会去上大学,对于有着文人独有气节的郑海来说,为几斗米折腰,去跟村里书记、村长等领导拉关系,还真是件难事。

  家里越来越为郑海的未来着急了。老父亲带着一条烟、几瓶罐头来看他,教他晚上一定要送到村书记家中。那是郑海第一次为自己的未来送礼,趁着朦胧的月光,19岁的小伙子带着烟和罐头朝书记家走去,脚步十分沉重。为了一个推荐的机会,真的要这样吗?他一路走一路想,在看见书记家灯光的时候,郑海坐在路边的泥地上,抽了两根烟后,做出了决定:不去送礼。当然,这不能让父亲知道,后来,烟和罐头被他同几位知青一起分享了,大家一起好好地打了打牙祭。

  不过,除了对未来迷茫外,在农村的大部分时间,郑海说,都是非常快乐的。他喜欢农村的无拘无束,那时,知青做工已经可以实行“计件”,挑肥、砍柴可以多做多得,这样灵活的机制让他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比如读书。下乡时,郑海给自己做了个特别的小箱子,打开,便是一个立着的书柜;合上,就是一个锁起的箱子。这个小箱子是他的“小图书馆”,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,看完了,便到家里再换一批来。干文字活是他那段日子的精神寄托,这也为1977年的高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
  1977年8月,广播里传来邓小平坚定的表态,“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,不要再搞群众推荐。”恢复高考的传言很快在民间迅速传开了,真的要恢复高考?考上大学是不是可以回城了?这是知青们彼此间问得最多的问题。

  1977年10月底,师军在昆明的妹妹突然接到居民委员会的通知,要恢复高考了,赶紧准备准备,12月就考试了。与此同时,全国各地都在宣传:凡是工人、农民、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、复员军人、干部和应届毕业生,符合条件的,就可以自愿报名,参加统一组织的高考。仅仅有一个多月就要考试了,这让知青们既高兴又紧张,还忐忑不安。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,到底该怎么考,考什么,大家谁都没谱。家里有书的,把大箱大箱的书送到农村,让知青在劳动之余抓紧时间复习;家里书少点的,忙着给孩子收集报纸,油印各种能找得到可能有用的学习资料;新华书店的门外,彻夜彻夜地等着排队来买书的人……

  师军白天忙着出工,只能趁着闲暇的时间翻翻书。考试头几天,母亲来乡下看她,已经是晚上10点多,18岁的女儿仍在打谷场上熟练地用着簸箕,一脸汗水一身灰。“军军,像你这样,怎么能考得上?”母亲叹了口气,拿出带给女儿的书,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FOLLOW ME》等。